在书法史上，董其昌无疑是一位承前启后、影响深远的大师。他的书法不仅技艺精湛，更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考。通过解析董其昌的一篇重要书论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他的书法观念，以及他对前人书法的独到见解。

这篇书论作于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，此时董其昌已五十九岁，距离他辞去湖广提学副使的官职已近七年。在这段游历江南的日子里，董其昌以羊毛画笔书成此册，其中论及书理、品评书迹、评鉴书家，更收录了他以楞严八还义喻书法的精彩理论。

董其昌行书《论书》册，册页十四开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。

他的行书风格独特，他的字形偏扁，结体宽绰，气息雅致，用笔灵活，点画圆润，线条流畅自然，字与字之间、行与行之间顾盼照应，通篇神韵生动。他的用墨也非常讲究，以淡墨为主，浓墨为辅，墨色丰富，变化多端，使得整个作品更加生动有致。

董其昌开篇便提及宋高宗赐给太子兰亭帖的手敕，指出当时皇帝学习书法的热情竟至与寒士争功力的地步。这一典故不仅揭示了书法在宋代皇室中的重要地位，也间接反映了董其昌对书法学习的严谨态度。他进一步提到赵孟頫最初师法宋高宗的书法，以及市面上流传的马远、夏圭画作中多有宋高宗的题字，这些都证明了宋高宗在书法上的深厚造诣和对后世的影响。

接着，董其昌引用了“那吒拆肉还父，拆骨还母，须有父母未生前身，始得楞严八还之义”的佛家典故，来阐述书法学习的真谛。他认为，学习书法如果只是模仿王羲之、王献之等大家的皮毛，就如同还债已经还尽，无法开掘出无尽的宝藏。真正的书法学习，应该深入到王羲之的灵动和王献之的俊逸这些难以描绘的精髓之中，这才是所谓的“不还者”，即书法学习的真正自我。

董其昌对官帖的评价也颇具独到之处。他认为官帖十卷犹如一大藏经，是如来的禅，而非祖师的禅。他更推崇杨凝式的帖，认为那才是得到了祖师的意趣。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他对书法传统的深刻理解，也显示了他对书法创新的独到见解。他认为宋时的四家（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）就是从这里发扬光大，进一步证明了他在书法史上的广阔视野。

在评论具体书家时，董其昌也显示了他的犀利眼光和深刻见解。他嘲讽章子厚每天临摹兰亭帖却不得要领，指出其书法一定不会高明。这一评论不仅是对章子厚个人的评价，更是对书法学习方法的深刻反思。他认为学书法的人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，而不是在前人的脚下盘旋。

对于米芾，董其昌既赞赏其书法的艳丽姿态，又指出这是其短处。他认为米芾的书法除了艳丽姿态之外，还缺乏更深的内涵。而对于黄庭坚，董其昌则认为其书法因人品高而得名，但实际上并没有很深的功力，只是有质朴的意味在。这些评价都显示了董其昌对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。

在谈到苏轼时，董其昌指出其书法有偃笔的弊病，但同时也赞赏其秀美的姿色。他认为苏轼的书法就像九华山一样秀美无双。而对于蔡君谟，董其昌则赞赏其学颜鲁公书法的相似度，但同时也指出其无法学到颜鲁公某些笔法的不足。他认为蔡君谟比起苏轼、黄庭坚来更为心细，但苏轼、黄庭坚则以气自豪，海内尊尚，只是不能深入王羲之的书法堂奥。

董其昌还与山东邢太仆子愿论书法，认为王羲之之后只有赵孟頫直接接续了正宗。但他也指出赵孟頫的书法学习颇受法度束缚，因此有王羲之和赵孟頫并推之论。他听说赵孟頫模拟米芾的书法补写《壮怀赋》时几度不像，掷笔叹息今人不如古人远矣。这一故事不仅揭示了赵孟頫的书法追求，也反映了董其昌对书法学习的深刻思考。

最后，董其昌谈到了自己所藏的名迹和法帖。他以怀仁集王羲之字的《圣教序》为最佳，其次是褚遂良临摹的《禊帖》。他还特别提到了唐太宗的敕文几十个字，认为其用墨豪放取势可以推想笔意。这些评价都显示了董其昌对书法艺术的深厚造诣和独到见解。